江西禁止以“老板”“老大”等称呼领导干部

全国小型微型企业的46.84%反映市场需求不足，产品销售困难。

最后，在自贸区内成立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的全国金融专业法院，其受理金融案件的地域范围可先限定在上海地区和全国涉外金融领域，取得成功经验后逐步扩大到长三角地区和全国范围。其次，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IMF的测算的2011年产能平均利用率为60%。

因此，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选择需要处理好反危机与去杠杆、促转型与稳增长的关系。优点是：可实现经济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重目标。  中国政府化解金融危机的历史经验 1949之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曾经历过多次危机。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而且官方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低。2000年中国的GDP不到10万亿元，2012年已达52万亿元。

政府通过债务融资建立起足够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应体系，建立起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稳定体系，然后根据民间资本的承接能力，将资源类自然垄断产业、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经济安全的产业之外的国有垄断企业进行分拆和股权转让，构建起以混合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系统性风险积累和向中央政府转嫁，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未能建立起坚实的市场信用基础。第三，支持经济市场运行的微观主体还不健全。

一些地方政府刻意保护，阻止有竞争力的企业、产品进入本地区，以保护本地区落后企业不被淘汰。迄今为止的经济发展史证明，如果没有核心技术、没有市场需求，仅仅有资本是支撑不了一个企业或产业的。具体表现为： 第一，一些政府部门依然热衷于审批，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资源流动的方向背后不时闪现着行政力量的影子，与市场的指向并不协调。第二，市场体系不完善，关键是要素价格市场化程度不高，存在着行政定价、随意干预价格，特别是存在着货币注水、扭曲价格的现象。

小微企业缺资金更缺市场需求，如果没有需求，小微企业的新增贷款就会成为新的负担。国有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确立，有待于继续深化改革。

例如，一方面是国有企业依然约束软化，只能负盈不能负亏。二是劳动力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如果没有市场需求，仅仅有资本，那么接下来就是产能过剩、价格便宜、企业亏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也表示了同样的意思，即率先创新可以获得超额的社会回报。

如果说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当初存在着认识问题的话，那么现在确实存在着利益问题。然而创新并非号召的结果，而是制度安排使然。地方政府必须从市场主体的地位中退出。首先是法律要保证创新者的物质回报和其他社会回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在《大繁荣：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中指出，如果不能合法地取得商业创意的收益，就不会有很多人构思和开发商业创意。

小微企业确实需要资金方面的公平待遇，但远不是问题的全部。这一举措的基本判断是三农和小微企业缺资金，并且能够保证降准带来的流动性可以顺利地流向三农和小微企业。

小微企业更多的问题是结构和市场问题。曾经的干什么都能发展的产业结构带动了快速的经济发展。

每个企业的参与者都像前方的探路者或者负责探索的蚂蚁，通过对局部变化的观察和分析，敏感地做出反应，调整生产方向和产量，提升产品和产业结构。如果企业家和投资人不能自由地创建新企业、自由地进入某个产业、自由地创建新企业、自由地进入某个产业、自由出售企业的股份、自由关闭企业，他们就不会对创意的开发进行投资。马克思强调，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经完全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真实的企业由于利害攸关，对市场变化反应敏感。那么，这一基本判断是否正确呢？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有一点道理，但不是庐山真面目的全部。据此，人们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速度，应当有更理性认识，应当更关注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而不仅仅是速度，或者主要不是速度。

这里还必须提及的是，从产权硬化的角度看，民营企业虽然算得上是完全的市场主体地位，但却被歧视，不能一视同仁地进入。资金的问题是外在因素，外在因素解决不了自身的根本问题。

小微企业虽然缺钱，但更缺核心技术和市场需求新一届政府改革的思路是保存量、加增量。

积极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通过托底经济拖住风险无可厚非，但如果因为托底经济而拖累了改革，中国经济可能会有脱离新常态正轨的风险。

比如放开单独两孩，逐级放宽户籍限制等。长此以往，政策就会脱离新常态框架，而中国经济则将面临脱轨的风险。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简政放权、强化市场。中国经济如何避免脱轨的风险、走向最为稳妥的结局？长期来看，加增量终究只能暂时拖住风险，真正化解风险仍然要依靠存量改革。

改革国资国企管理体制，理顺国企与出资人以及国企内部的关系，提高国企运行效率。一方面，为了消化前期政策带来的债务风险和产能过剩，中国需要放弃唯G D P的老路，杜绝大规模刺激，但另一方面，中国也不能走完全放弃G D P的路子，如果经济增长滑出保就业的底线，可能会造成不可控的社会和政治风险。

随之而来的是债务转化为增长的能力越来越弱。我们可以试想一下这种风险演化的路径：如果因为托底经济而延续地方主导的大干快上模式，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低效却可以获得廉价信贷配给的预算软约束问题没有根本改变，绝大多数地方和国企投资项目依旧缺乏稳定现金流和效益，就会导致地方和企业部门债务不断上升。

改革财税体制，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关系，降低企业税收负担。改革涉外经济体制，从贸易开放到投资开放，从制造业开放到服务业开放，探索负面清单管理。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要改革基本经济制度，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量改革的核心是打破供给端的要素瓶颈，释放经济主体的微观活力。另一方面，通过雷厉风行的反腐，主动降低其风险偏好是未来可选择的合意路径。一方面是存量债务对流动性的吞噬导致债务扩张能够形成的投资规模在递减，另一方面是随着资本大规模扩张导致的投资边际产出在不断递减。

左右权衡，只托不举的宏观管理思路逐步成型：以大投资、宽货币为主的粗放式宏观调控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定向投资、稳健货币为主的结构化调控。厘清了政府的新思路，我们既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过去两年经济增速不断式微的背景下，政府能够保持定力不刺激，也可以预见在2014年下半年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政府绝对不会放任经济滑出安全的底线。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虽然没有冒险通过整个信用体系的价格重估进行存量改革，但是却通过结构化的宏观管理有限拖住了风险恶化的步伐。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发挥资本市场的杠杆作用。

加增量反映的是存量经济稳定后，政策会转变为促改革。从自然资源的角度看，要改革土地制度和城乡管理体制，改善土地供给，重点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推进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